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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天柱:中国政党趋同的现状分析及解决思路
作者: 来源: 时间:2020-03-25 13:25:39 点击量:12844

中国政党趋同的现状分析与解决思路

——以制度包容性为考察视角

 

黄天柱

 

内容提要:政党趋同,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中的一个老问题,也是影响甚至决定这一制度能否真正体现效能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大问题。中国政党趋同发生在民主党派与中共之间、各民主党派之间两个层面,体现在政治纲领和指导思想、关注问题和政策意见、社会基础和成员构成、组织属性和功能发挥等多个维度。这种趋同现象是历史原因、体制原因、社会原因、政策原因、组织原因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产生和存在有一定必然性。从战略角度看,关键不是应不应趋同、会不会趋同的问题,而是趋同的“度”问题。当前中国政党之间的趋同已经超过了适宜的“度”,必须在理论上认真思考和研究,在实践中高度重视和应对:要正确认识“求同存异”原则中蕴涵的辩证思维,客观评判和正确处理新型政党制度实践中的“同”“异”关系;要通过发挥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作用,形成更能体现知识分子型政党特色的话语体系,构建兼具共性与个性的参政党理论体系,使民主党派与中共做到“和而不同”;每一个民主党派应基于各自历史传承和现实发展,在自身建设与履职中努力保持自身特色,做到“各有千秋”。

关 键 词:新型政党制度;政党趋同;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制度包容性

作者简介:黄天柱,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参政党建设研究中心执行秘书长,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复旦大学统战基础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理论研究(18AZD016)”

原文发表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政治》2020年第5期全文转载。

 


政党趋同,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中的一个老问题,也是影响甚至决定这一制度能否真正体现效能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大问题。从时间上看,这种趋同现象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已经开始出现,改革开放之后趋同范围和程度逐渐扩大和提高,并开始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受到关注。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党趋同逐步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①]近年来,民主党派同质化问题越来越受到各界乃至中央的关注,2019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在协商一致基础上通过的新时代组织发展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2019年《纪要》)对一些民主党派的重点分工进行了调整。[②]那么,中国政党趋同的整体现状如何,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利弊影响有哪些,如何真正有效应对和解决?要回答好这些问题,需要实证调研、理性分析和战略思考。基于此,笔者以浙江为主,同时选择若干代表性省市(北京、湖南、广东、重庆、吉林等)进行调研,广泛获取一手资料:客观资料主要通过档案查阅、实地调研获取,主观认知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获取。[③]本文正是在上述实证调研并结合历史、理论等多维度考察形成的研究成果。

一、中国政党趋同的内涵与现状

所谓政党趋同,是指两个或多个政党在自身发展和行为表现方面出现一个或若干类似特征。这种类似的特征越多,就认为政党间具有越高程度的趋同性。[④]当前,中国政党间的趋同具体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民主党派与中共趋同,二是民主党派之间趋同。两个层面的趋同又程度不等地体现在政治纲领和指导思想、关注问题和政策意见、社会基础和成员构成、组织属性和功能发挥等四个维度。

(一)政治纲领和指导思想趋同

各民主党派在成立时及发展早期,大多具有体现本党鲜明特色的政纲。新中国成立后,各党派先后把《共同纲领》、《政协章程》总纲作为共同政纲。中共十三大后,各党派在修订章程时,大都制定了自己的政纲,其中一些内容体现了本党特色。但总体来看,各党派的纲领基本相似。当前主要包括如下内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目标,充分发挥各自特色和优势,积极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的基本职能,为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服务。这些内容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纲领是高度一致的。

指导思想是政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⑤]目前,我国各政党的指导思想高度趋同:中共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的指导思想与中共完全相同;民革、民盟、民进、农工党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民建章程中未明确指导思想是什么,但提出要“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并“组织广大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集体成员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二)关注问题和政策意见趋同

从政治过程视角看,民主党派履行参政党职能,主要是围绕执政党已创设的议程提出意见建议,其履职重点主要不是提出新议题,而是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向执政者提供与问题解决状况有关的信息。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实现执政党对人大和政协的领导,中央会议形成一个惯例,即每年九、十月份召开中共中央全会,就最重大问题作出决定,次年三、四月份召开人大和政协会议,主要是落实中共中央会议精神。[⑥]可以说,中共中央全会为各民主党派履职规定了主题。各民主党派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提出的议案、提案和建议涉及国家建设发展各个方面,内容往往比较雷同。

邓小平指出,“共产党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出主意。这样,反映的问题更多,处理问题会更全面,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更加恰当,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⑦]但从实践看,民主党派不仅在关注的问题上与中共高度趋同,而且在相关问题上很少能从与中共不同的角度提出鲜明和完整的政策主张,政策讨论中不同的视角和声音比较少,从而没有很好发挥对执政党的监督功能和纠偏作用。不仅如此,民主党派组织发表的各类声明、党派领导人和党派成员在相关场合的发言,话语上也很难看出知识分子型政党的特点,有时“比共产党还共产党”

(三)社会基础和成员构成趋同

从民主党派与中共关系看,既有一定互补性,也有明显交叉性。中共现在的发展对象是年满十八周岁的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⑧] 而民主党派一般不在工人、农民、军人、共青团员和在校学生中发展。但另一方面,与建国初相比,民主党派和中共成员的交叉和重叠程度有明显提高。当时,中共党内知识分子比例相对较低,高级知识分子更是凤毛麟角,民主党派中则集中了大量中高级知识分子。而目前,中共党员中大专以上学历已经占到了49.6%[]在非公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⑩]中共和民主党派都可以发展成员,也出现了交叉。此外,还存在“双重党籍”的情况,虽然所占比例不大,但对民主党派的独立形象以及民主党派协商和监督作用的发挥有一定消极影响。

从民主党派之间关系看,各党派在中国特殊的国情条件和历史演进中,在组织发展方面明确了各自重点分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自的界别特色。但随着时代发展,跨界发展的情况不断增多,[11]成员构成的界别特色渐趋模糊。据统计,截至2015年底,教育、科技和医卫三大领域中的民主党派成员共计约64.4万人,占民主党派成员总数的60%左右。[12]具体看:一是民盟、民进、九三学社、致公党的成员中,教育界都占有较大比重。尤其是民盟和民进,这两个党派在教育界中的交叉发展和界别模糊现象尤为突出。民盟成员中高教界占23.3%,普教界占30.7%,合计占比54%;民进成员中高教界占13.1%,普教界占48.6%,合计占比61.7%;九三学社成员中高教界占22.9%;致公党成员中教育界占31.2%[13]二是农工党和九三学社在医卫界形成一定交叉。农工党成员中医卫界占56.6%,九三学社成员中医卫界占19.5%。三是除民建外,其他党派也都发展了一定数量的非公经济人士。

(四)组织属性和功能发挥趋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政治发展的高度,通过国家公共资源配置的方式,解决民主党派的编制、经费、待遇、参政渠道等问题。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提供公共职务资源。不仅通过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方式使党派成员进入各级政权机关和政协机构,而且将党派机关工作人员纳入行政编制,并最终纳入公务员队伍。二是提供公共财政资源,将党派活动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正是由于党派组织在编制和经费等方面的这些特点,使民主党派机关虽没有正式登记,但在实际管理中却和中共机关一道被定位为行政单位和机关法人,这与国外政党有很大区别。概言之,中国各政党作为机关法人的组织属性是一样的。

民主党派组织作为机关法人的组织属性对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功能发挥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参政党,各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均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其实际发挥的功能均体现为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和维护稳定等方面。机关法人的组织属性使民主党派具有明显的“准官方性”,进而使其在享有丰富政治资源的同时,也对执政党和政府形成了高度的依赖。体现在功能发挥上,各党派均表现出“锦上添花有余、雪中送炭不足”的状况。所谓“锦上添花”,指的是各党派通过参政议政为执政党和政府出了不少主意和点子,并且通过开展社会服务做了一些支持性和服务性的具体工作;所谓“雪中送炭”,指的是作为政党,最应该在监督和平衡权力方面发挥应有作用。但从实际情况看,民主监督无疑是当前各民主党派履职过程中的共同“短板”。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政党间的趋势是一个客观现实,那么相关群体对这一现象和趋势的主观认知和评价如何?在问卷调查中,我们请调查对象对民主党派与中共之间、民主党派之间的趋同程度分别作出评价(赋分标准为:“高度趋同”5分,“中度趋同”3分,“低度趋同”1分,“没有趋同”0分)。统计后取均值,结果如图表1、图表2

 

图表1  对民主党派与中共之间趋同程度的评价均值

 

图表2  对民主党派之间趋同程度的评价均值

 

由图示直观可见,对中国政党趋同现状的主观认知,党派成员、中共干部和学者基本上是一致的:第一,中国各政党间存在趋同现象,且民主党派之间的趋同度要高于民主党派与中共的趋同度。第二,民主党派与中共在指导思想、关注问题和意见主张等方面的趋同度明显高于在社会基础、成员构成和功能发挥等方面的趋同度;民主党派之间在指导思想、社会基础、成员构成、功能发挥、关注问题、政策主张等方面均存在明显趋同现象,其中,成员构成的趋同度相对较低。

二、中国政党趋同原因的多维考察

中国政党趋同现象是历史原因、体制原因、社会原因、政策原因、组织原因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导致民主党派与中共趋同的原因和民主党派之间趋同的原因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

(一)历史原因:先天相似的历史经历

各民主党派均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之初在界别、行业或地域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是社会基础、根本利益、政治理想、政治立场、政治地位等方面的根本差异。各民主党派形成时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还有少数其他爱国民主分子;早期纲领大多主张践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改革政权、推进民主或实业救国等;始终受国民党挤压,没有应有的政治地位;先后与中共合作,共同举起反帝反蒋的旗帜;先后宣布自愿接受中共领导,共同创建新中国、建设新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4]这些相似的成长经历是各民主党派趋同的重要历史原因。

(二)体制原因:一党领导的政治逻辑与全面参政的现实要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逻辑决定了民主党派与中共在政治目标和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同时要求民主党派紧紧围绕执政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履行职能,关注的问题自然呈现出趋同的一面。各民主党派作为长期、稳定的合作者,与中共一起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为参政党,共同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的基本职能。这决定了各民主党派在自身建设和作用发挥中,必然表现出趋同的一面。[15]

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对民主党派履职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民主党派履职所涉及的面也越来越宽,已远远不再局限于与各自重点分工相关的工作领域。在履职过程中,各党派之间事实上也存在一种相互比较和竞争的心态和关系。[16]受上述两方面因素驱动,各党派纷纷突破协商确定的重点分工,千方百计网罗各方人才。从利的一方面讲,这有助于各党派改善自身的人才结构和知识结构;但从弊的一方面讲,这也容易导致各党派界限模糊,特色淡化,参政议政选题重复,意见建议雷同。

(三)社会原因:社会基础的交叉重叠

民主党派与中共社会基础的交叉重叠,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和非公经济人士这两个群体中。中共原来的阶级基础主要是工农阶级,党内知识分子比例相对较低;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发展非公经济人士尤其是私营企业主入党,在理论和政策上一直存在障碍。后适应形势发展,中共意识到知识分子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重新明确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重要论断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扫除了在非公经济人士中发展党员的理论和政策障碍。而知识分子历来是民主党派的主体发展范围,非公经济人士也是新时期民主党派组织发展的重要对象。实践中,一些民主党派只强调进步性,忽视广泛性,进一步加剧了民主党派与中共在成员发展方面的趋同倾向。[17]

从民主党派之间社会基础的交叉重叠看,各党派虽有各自重点分工,但边界本身不十分清晰。究其原因:第一,部分党派的发展范围本身有交叉,如民革和台盟在涉台人士中有交叉,民盟、民进和九三学社在教育界有交叉,九三学社和农工党在医卫界有交叉。第二,划分依据不统一,导致边界模糊。“教育”、“科技”、“经济”、“文化出版传媒”、“医药卫生”、“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等主要依据的是行业和职业标准,“社会和法制”主要依据的是专业标准,“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省人士”是地域概念,“同原中国国民党有关系”、“同民革有历史联系和社会联系”、“同台湾各界有联系”、“有海外关系”等主要依据的是历史和关系标准。在实践中,不同标准会交叉叠加(即一个人同时拥有多重角色和身份),这在提高组织发展操作空间的同时,也容易导致成员界别认定的模糊性和随意性。[18]第三,争相在非公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发展成员。非公经济人士主要由民建在发展,但事实上其他各党派也在发展。从全国情况看:2017年底,民革成员中有私营企业主8369人,占比6.4%[19]2017年底,民建成员中有私营企业主31431人,占比17.1%[20]2013年底,民进成员中有私营企业主4645人,占比3.3%[21]2013年底,农工党成员中有私营企业主2944人,占比2.2%[22]2014年底,致公党成员中有私营企业主2398人,占比5.2%[23]2017年底,九三学社成员中有私营企业主2905人,占比1.7%[24][25]2013年底,台盟成员中有私营企业主94人,占比3.3%[26]应该说,这是民主党派适应社会生态变化的必然选择。但问题是各民主党派在发展非公经济人士时,相互之间并没有明确分工,结果导致在非公经济人士群体中的争相发展现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主体是体制外自由择业的党外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与这一群体有着比较深的历史渊源,民主党派协助中共面向知识分子群体开展统战工作也有着优良传统。从1996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协商通过《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若干问题座谈会纪要》后开始,各民主党派逐步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纳入组织发展视野,但一些党派组织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也没有做到结合本党派特色。

(四)政策原因:“一视同仁”的政策规定和“三七开”的比例规定

中国政党趋同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某些具体政策的影响。例如,目前大部分文件都是把民主党派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和要求的,无论是人事安排或是职能履行,中共对八个民主党派是一视同仁的。再如,1996年《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若干问题座谈会纪要》规定,各党派发展成员,在坚持重点分工前提下,30%可相互交叉。这一政策有利于各党派优化人才结构,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各党派发展对象的交叉重叠。一些党派在组织发展中强化了重点分工范围以外30%的成员发展。调研中有一位民主党派专职干部就表示,现在一些党派组织在发展成员时抱的是“做好70%、用足30%”的心态,这就可能造成发展交叉领域成员时出现不分重点的局面。

5、组织原因:“以党为师”的党建模式与知识分子的公共情怀

从自身建设模式看,民主党派特别强调“以党(中共)为师”。基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和现实,这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也直接导致了参政党在很多方面与中共趋同:中共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新中国成立后八个民主党派无一例外地将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原则写入各自章程;长期以来中共党建讲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民主党派也讲这几大建设(中共十九大提出新时代执政党建设“5+2”总体布局,即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根据这一最新要求,民主党派在原来几大建设基础上相应进行了调整和丰富,将“思想建设”改为“思想政治建设”,增加了“履职能力建设”和“作风建设”);中共提“执政兴国”,民主党派提“参政兴国”;中共提“执政为民”,民主党派提“参政为民”;等等。民主党派这种“仿中共”的党建模式,使其政党形象在一致趋同于中共的同时,彼此间的差异也越来越不明显。

从成员构成特点看,民主党派是知识分子型政党,而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公共情怀使其在参政议政时往往不会局限于只考虑自身及所联系对象的利益和诉求,而是会关注更高层次和更广范围内的问题。根据笔者对浙江省各党派省委会1990年至2011年间1084件团体提案的分析,内容广泛涉及国家治理过程中各类公共事务。此外,大多数民主党派对弱势群体(包括残疾人、下岗人员、农民工、被征地农民、改制企业职工、流动人口、民工子弟、空巢老人、妇女等)的权益维护问题均有关注。从统计看,这方面提案有58个,占5.3%。

那么,相关群体如何看待和评价上述因素对中国政党趋同的影响程度?在问卷调查中,我们请调查对象进行排序,赋分后计算均值(均值越大,代表越重要),结果见图表3、图表4

 

图表3  民主党派与中共趋同原因影响程度的评价均值

 

图表4  民主党派之间趋同原因影响程度的评价均值

由图直观可见,党派成员、中共干部和学者对导致中国政党趋同各种原因影响程度的认知基本是一致的:(1)在民主党派与中共趋同的原因中,重要性评价得分最高的是“政治目标和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其次是“阶级(阶层)基础的交叉叠加”和“民主党派以中共为榜样开展自身建设”。在民主党派之间趋同的原因中,重要性评价得分最高的是“一党领导的体制要求各党派围绕执政党开展活动”,位于第二层次的是“‘全面参政’的要求促使各党派跨界别发展成员”、“阶级(阶层)基础的交叉重叠”、“民主党派以中共为榜样开展自身建设”,排在末两位的是“知识分子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公共情怀”和“‘三七开’的比例规定”。

三、着力解决政党趋同问题,不断提升新型政党制度包容性

客观来看,上述原因中有些是可以通过政策上的调整予以消解和优化的,但有些原因确实是很难避免的,因此中国政党趋同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有一定的必然性。从比较视野看,政党趋同事实上也是一个世界现象。西方政党经历了从“精英党”到“群众党”再到“全方位党”和“卡特尔党”的演变,在这个过程中,政党形态和功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政党“趋同化”(“中间化”)。对此,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在西方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政党在选举中能否获胜,日益取决于中间选民,在此背景下出现的政党“趋同化”,有其必然性和积极效应;[27]但尽管如此,这给西方政党制度带来的冲击仍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它使政党面临失去自己“身份特征”的危险,从而也引发了西方学者关于“政党衰落”的激烈争论。[28]但在并不凸显竞争性选举功能的中国语境下,政党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吸纳,即以制度化、组织化方式解决执政党对多元社会群体(尤其是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包容和整合,并以此巩固和提升执政者施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对于这样一种以吸纳为主要功能和取向的政党体制,政党趋同的弊端会更加明显一些。因为它不符合这一制度蕴涵的“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也不适应中国社会结构日益分化、诉求日益多元化的现状和趋势,对增强中国政党制度的弹性和包容性,实现公共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强化对中共领导和执政行为的监督并进而改善党的领导和执政,都是不利的。具体来说,一方面,民主党派与中共应该不一样,因为如果一样了,民主党派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和必要了。[29]另一方面,民主党派之间也应该各有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既是对历史的尊重和沿袭(因为这种特色本身是历史形成的),也是现实履职的需要(有助于各党派在履职过程中形成各自的优势领域),同时也是发挥民主党派统战功能、扩大新型政党制度包容性的需要;反过来讲,民主党派之间的趋同现象,既不利于其自身建设和履职,也会对新型政党制度的弹性和包容性造成负面影响,同时也是宝贵政治资源的浪费。

从问卷调查看,党派成员与中共干部对中国政党趋同利弊的认知比较接近,而与学者则有一定差异:(1)民主党派与中共趋同的利弊。在党派成员和中共干部看来,这种趋同比较有利于政治稳定、政党关系和谐和共产党执政,但对党际监督、民主政治发展和多元利益表达有一定的不利影响;而在学者看来,这种趋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共产党执政,但对政治稳定、政党关系和谐会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对党际监督、民主政治发展及多元利益表达则会造成比较明显的不利影响。(2)民主党派之间趋同的利弊。在党派成员和中共干部看来,这种趋同对发挥民主党派的整体优势、减少统战工作复杂性、实现党际和谐和达成共识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对民主政治发展和多元利益表达有一定的不利影响;而在学者看来,这种趋同对上述各方面都会有不利影响,而且除“达成共识”外,对其他方面的不利影响都会比较明显。

 

图表4  对民主党派与中共趋同进行利弊评价的均值

 

党派成员

中共干部

学者

政治稳定

1.01

1.13

-0.11

政党关系和谐

1.02

1.11

-0.03

共产党执政

1.21

0.97

0.37

党际监督

-0.69

-0.45

-1.14

民主政治发展

-0.62

-0.22

-1.20

多元利益表达

-0.67

-0.41

-1.46

* 赋分标准为:“非常有利于”2分,“比较有利于”1分,“无利无害”0分,“比较不利于”-1分,“非常不利于”-2分。下表同。

 

图表5  对民主党派之间趋同进行利弊评价的均值

 

党派成员

中共干部

学者

发挥民主党派的整体优势

0.07

0.29

-0.76

减少统战工作的复杂性

0.33

0.45

-0.76

达成共识

0.72

0.82

-0.16

党际和谐

0.12

0.52

-0.71

民主政治发展

-0.25

-0.12

-0.86

多元利益表达

-0.48

-0.33

-0.89

 

综上,笔者认为,从战略高度认识和处理中国政党趋同问题,关键不是应不应趋同、会不会趋同的问题,而是趋同“度”的问题。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点出发,政党间适度趋同是有利的;但超过一定的“度”,政党趋同会引发明显的弊端。这个“度”很难用量化的指标来衡量,但根据我们的观察和研究,当前中国政党之间的趋同度已超过了适宜的“度”,从而影响到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包容性,进而对这一制度的效能体现和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这个判断应该是符合目前绝大部分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对中国政党趋同问题的认知的。基于这样的判断,对这一问题,必须要在理论上认真思考和研究、在实践中高度重视和应对。

(一)辩证看待和处理新型政党制度实践中的“同”“异”关系

“求同存异”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哲学基础和基本原则,蕴涵着丰富的辩证思维和政治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关键是要坚持求同存异”,只要“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30]中共各级领导干部而言,对“求同存异”辩证关系的认识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对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重视程度。辩证思维要求我们系统、全面、联系地看待事物和处理关系,但具体到每一个领域、每一项工作,在实际操作中首先存在一个什么多、什么少的问题。那么,在当前新型政党制度实践中,在“同”和“异”的关系上,到底是什么多了,什么少了?恐怕不是“同”太少“异”太多,而是“同”太多“异”太少。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推进新型政党制度的着力点也就清楚了,即应在“存同”的前提下,适当提倡“求异”,创造条件,多让民主党派对同一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意见建议。否则,如果在民主党派中听到的也是跟党内一样的声音,那么多党合作就失去存在必要性了。因此,在基本理念上,要从“求同存异”发展到“存同求异”,因为现实中往往是“求同”容易“存异”难。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高度集中的权力总会本能地倾向于一致性,更是本能地倾向于排斥以至排除差异性。”[31]李瑞环也说,“从统一战线的历史看,有忽视‘求同’的错误,但主要的还是不能‘存异’的错误,因为追求‘清一色’、‘纯而又纯’,给我们事业曾带来巨大损失。”[32]

(二)民主党派与中共之间应做到“和而不同”

八个民主党派作为一个整体,基于参政党的角色定位,在自身建设与履职方面应该与中国共产党不一样。首先,在分析问题上应该有自己的视角,不是为政策“背书”,要从不同角度看问题,要有“蓝军”思维,[33]多从“不可行性论证”的角度作思考、提建议、想对策,真正发挥好民主监督作用。民主党派虽紧紧围绕国家政权履行职能、发挥作用,但与中共在政权层面不存在竞争关系,其主要功能是参与政治过程,进行利益综合和表达,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其主要价值和目的是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让决策者听到各方面不同声音和意见建议,从而使决策质量更高,失误更少。因此,民主党派必须善于从与中共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而到真正做到这一点,必须着力开发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功能,鼓励其发出“不同声音”。政党间互相监督并且主要由民主党派对中共进行民主监督,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固有之义,也是最能展现民主党派政策水平和特点、同时也最能体现民主党派有别于中共的政治特色的功能。其次,在话语表达上应该更加体现知识分子型政党特色,少一些“官气”,多一些“书卷气”。再次,在理论建设上,要在适当借鉴中共党建理论基础上,牢牢立足参政党角色定位,深入思考参政党建设和运行的规律,着力构建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参政党建设理论体系。我国政党格局中执政党与参政党的特定关系,使民主党派建设与中共党的建设之间拥有很多共性的东西,在一些关键节点上有共同之处,这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但这与各民主党派在自身建设和职能履行中凸显参政党特色以及本党派特点并不冲突。民主党派“仿中共”的党建模式,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参政党理论建设明显滞后,没有形成既能体现中国政党共性、又能体现参政党个性的理论体系。没有理论的支撑,参政党在实践中就缺少了应有的主动性,客观上弱化了参政党的整体形象和能力;没有理论的指导,参政党建设和运行就缺乏相应的依据和标准,在实践中将举步维艰。因此,系统总结建国以来尤其是198914号文件颁布以来参政党建设和运行的经验和教训,积极借鉴世界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和中共党建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深入思考参政党建设和运行的规律,着力构建既符合和反映世界政治文明尤其是政党政治文明发展规律、又适合和体现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参政党理论体系,对于解决中国政党趋同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民主党派之间应做到“各有千秋”

对每一个党派而言,基于历史传承和现实发展,在自身建设与履职中应努力保持自身特色。首先,政治纲领和指导思想的趋同很难避免。在现有格局下,这种趋同是民主党派与中共长期共存、稳定合作的必要条件。对民主党派而言,关键是如何在其中融入一些体现本党特色的内容。其次,关注的问题趋同也有难以避免的一面,但应在全面参政的同时,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领域,从而在参政议政中形成八个党派互补互强的态势。对全面参政一定要有正确认识。民主党派全面参政,是执政党重视多党合作的表现,但全面参政应该是整体上对八个民主党派的要求,如果具体到每个党派也提出这样的要求,以民主党派实际的规模和能力而言,要在各个领域都能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不要说人数少的党派会因此而产生本领恐慌感,就是那些成员比较多的党派也会有很大压力。因此,对全面参政的正确解读应是:在与中共的合作与协商中,更好凸显八个党派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而具体到每一个党派,则应该在参政议政中培育自己的特色领域和优势领域。各民主党派必须充分依托各党派自身的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来选择参与角度和课题,以此获得话语权,形成政策影响力。具体看,可从两方面考虑:一是在界别特色基础上形成优势领域。界别特色是历史孕育和形成的,体现了各党派之间的互补性和不可替代性。党派只有保持界别特色,才能集中精力、发挥优势,提出的政策建议才更有针对性、更能体现各党派的代表性,同时有利于优势互补,防止各党派之间围绕热点问题的低水平重复调研。二是在某一时期内就某一政策问题发表持续性政策见解的基础上形成优势领域。比如,民革中央通过对“三农”问题的长期追踪和重点关注,使“三农”成为民革参政议政的特色和优势领域。从发展趋势看,随着多党合作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参政党参政议政特色的形成将会呈现新的规律性特点。[34]再次,各民主党派在社会基础和成员构成方面的趋同很难避免,但其中一部分趋同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和优化予以控制。民主党派组织发展要牢牢坚持“以协商确定的范围和对象为主”,这是保持各党派界别特色、避免趋同的基本前提和保证。同时,发展非公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要尽量与主体界别特色相吻合,可考虑在协商基础上制定一个细则。[35]发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为例,可以从各民主党派原有重点分工范围出发,进一步规范他们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中的发展范围。例如,民进可重点发展民办的各类学校、文化机构和出版单位等领域的代表性人士;民盟可重点发展民办高校和文化产业领域的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致公党可重点发展有国外留学背景的各类新阶层代表人士;民建可重点发展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农工党可重点发展民办医疗机构管理和技术人员中的代表性人士;九三学社可重点发展各类科技型民营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台盟可重点发展具有台湾省人士身份的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进行适当的划分,各民主党派根据自身界别特别进行分别发展,既符合新时代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深刻变化的实际情况,又能够继续保持各党派原有的界别特色,从而更有利于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特殊重要的作用。又如,针对当前民盟和民进在教育界高度交叉的现状,一方面尊重历史传统,在重点分工中重新明确在教育界中,民盟重点在高教界发展,民进重点在普教和职教界发展,另一方面,适应形势发展,根据2019年《纪要》将从事出版传媒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作为民进组织发展重点分工之一的新情况,逐渐引导民进在传媒尤其是新媒体从业人员中加大发展力度,这既符合民进传统,也适应现实需要,同时也符合中共中央提出的发挥民主党派在意识形态领域积极作用的新要求。最后,民主党派“准官方性”的组织属性在现有体制下很难避免。客观审视民主党派的组织属性,由这一属性而带来的资源优势和资源依赖症并存,从而构成了两难。简单追求民主党派的独立自主性,而忽视丰富的政治资源优势,显然脱离现实;但另一方面,要克服民主党派组织的行政化倾向,更好发挥民主党派作为政党的作用,又需要克服对执政党和国家的资源依赖。回答和处理好这一问题,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36]

 

 




[①] 参见张献生:《“趋同论”刍议》,《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杨绪盟、朱虹:《中国政党趋同调查与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6期;徐锋:《当代中国的政党趋同问题探析》,《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1期;杨绪盟、孙俐俐:《中国政党趋同现状与原因分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孙瑞华:《关于当代中国政党格局中民主党派趋同问题的几点思考》,周淑真编:《世界政党格局变迁与中国政党制度发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528540页。

[②] 民革的重点分工中增加了三农研究领域专业人士,民进增加了传媒领域的高中级知识分子,台盟增加了从事台湾问题研究的高中级知识分子。

[③] 问卷调查时间安排在2013年至2014年。主要调查对象为民主党派骨干成员。共回收有效问卷627份,样本结构:就区域分布看,浙江434份(占69.2%),其他省市193份(占30.8%);就党派分布看,民革95人(占15.2%),民盟101人(占16.1%),民建101人(占16.1%),民进74人(占11.8%),农工党70人(占11.2%),致公党53人(占8.5%),九三学社120人(占19.1%),台盟13人(占2.1%)。作为对照,在浙江省从事统战工作的中共干部中进行抽样调查,完成有效问卷129份。考虑到“政党趋同”问题具有一定学理性,还在全国社会主义学院系统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中进行调查,完成有效问卷41份。

[④] 杨绪盟、孙俐俐:《中国政党趋同现状与原因分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⑤]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72日第2版。.

[⑥] 谢岳:《当代中国政治沟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273页。

[⑧] 这里的“其他社会阶层”指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条件下出现的、主要与非公经济相联系的一些新的社会群体,主要指的是非公经济人士。

[⑨] 《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2018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党建研究》2019年第7期。

[⑩]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中国共产党对其范围的界定本身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从一开始的“六类人”(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到现在的“四类人”(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人士、自由职业人员)。2015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颁布后,尽管理论层面仍有一些争议,但作为一个统战工作概念,其范围基本是清楚的,主要就是指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当前主要包括前面所讲的“四类人”。

[11] 近年来,高校教师、非公经济人士、归国留学人员等群体中的代表性人士成为各民主党派争相发展的对象。

[12] 根据《中国政党制度年鉴.2015》(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上公布的数据统计所得。

[13] 致公党将海归人士纳入发展范围,而当前海归高层次人才大量被引进到了各类高校和科研机构中,从而使得致公党党员中教育界也占了相当比例。

[14] 孙瑞华:《关于当代中国政党格局中民主党派趋同问题的几点思考》,周淑真编:《世界政党格局变迁与中国政党制度发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528540页。

[15] 参见张献生:《“趋同论”刍议》,《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16] 当然,这种竞争强调的是民主党派之间团体的竞争,是“比贡献、比建言献策的质量、比组织建设、比思想建设、比所推荐干部的表现”的竞争。

[17] 甄小英:《增强我国政党制度的包容力 实现多党合作制度可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4期。

[18] 例如,高校附属医疗机构中的代表人士,既可归属医卫界,也可归属教育界或科技界。再如,大部分科研单位附属于高校和企业,这部分代表人士既可划入科技界,也可划入教育界或经济界。又如,一些开办民办学校的教育家,既可属教育界,也可属非公经济人士。又如,一些与台湾各界有关系的人士、归国侨眷和海归人士在祖国大陆从事其它行业,其界别归属也可有多重性。

[19] 《中国政党制度年鉴.2017》,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第628页。

[20] 《中国政党制度年鉴.2017》,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第731页。

[21] 《中国政党制度年鉴.2013》,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612页。

[22] 《中国政党制度年鉴.2013》,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663页。

[23] 《中国政党制度年鉴.2014》,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724页。

[24] 《中国政党制度年鉴.2017》,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第941页。

[25] 《中国政党制度年鉴.2015》,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842页。

[26] 《中国政党制度年鉴.2013》,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764页。

[27] 有学者就指出,趋同化既是西方政党“对社会基本制度和重大问题存在共识的反映,也是它们对中间阶级兴起的一种回应,还是一种执政的策略。” 陶文昭:《当代世界政党变革的潮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28] 相关争论和研究可参看[]拉里•戴蒙德、理查德•冈瑟:《政党与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陈崎:《衰落还是转型:当代西方政党的发展变化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9] 对此,中共领导人有过直白而深刻的论述。周恩来在1950年的时候就指出,“每个党派都有自己的历史,都代表着各自方面的群众。有人要求各民主党派都和共产党一样,如果都一样了,则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又何必联合呢?正因为有所不同,才需要联合。”(《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3页) 江泽民在1990年的一次讲话中也指出,“我们坚持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但“又不能要求民主党派跟我们共产党一样,那还要民主党派干什么?要把民主党派变得跟共产党完全一样,它就没有作用了”。(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编:《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881998》,华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李瑞环认为,“能够听到一些在我们党内听不到的意见”,“是民主党派存在最重要的理由和根据”,“如果民主党派的意见和共产党完全一样,我们说什么,你们就都说什么,这只是多了一部分而已,多党合作的意义就不存在了。”(转引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等编写:《统一战线基础理论研究》,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页)

[30] 习近平:《深刻认识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201551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61562页。

[31] 徐锋:《当代中国的政党趋同问题探析》,《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1期。

[32] 《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班座谈会在京举行 李瑞环到会讲话 尉健行主持会议》,《人民日报》 1999113日第2版。

[33] 孙林:《政党协商需要有蓝军思维》,《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年第1期。

[34] 黄天柱:《公共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专业化》,《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35] 2019年《纪要》对民盟、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的交叉发展增加了“相关的”这一规定,实际上是要求交叉发展部分也应尽量体现本党派界别特色。当然,这一要求具体如何更加清晰和准确把握,还需要这些党派在组织发展工作中进一步加以探索和明确。

[36] 黄天柱:《参与性政策主体:民主党派在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制度定位新探》,《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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